人皆因生而有眼、有耳、有口，故可善看、善聽、善言。君子性非異也，善假借于此三物矣。

　　觀近望遠，聽賢避奸，直言慎言。

　　“生活不是缺少美，而是缺少發現。”雨果啟人以善于觀察，而事實上我們紛繁復雜的世界美丑共生，一雙慧眼，既要能看見生活的花季，又要洞察良莠之別，更要“吾日三省吾身”近窺自我。近觀是了解生活之微，那遠望便是察前路之景。“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”，春秋孔子遠望“大同社會”，教化天下。陳涉自比鴻鵠，居高鳥瞰。李大釗遙見紅色社會大旗，一呼而應千萬中華兒女。于當代，變的是技術，是環境，人類瞳仁一絲沒變，我們如何能修得一雙慧眼，看天下細與宏，遠與近？唯有如古君子一般，既察身邊微妙，又登高而望，目極千里。

　　俞伯牙與鐘子期高山流水樂曲尋知音之事千古傳頌，知音難得，可人耳僅用于聽知己知琴音嗎？并非如此，君子既要能聽“善我”，又要海納“非我”之句，只要是正確的話語，都應不避親疏，從諫如流。秦王一合天下，權歸一體，卻心胸狹隘，把賢人善語拒之千里而取奸人禍言，其結果天下皆曉：楚人一炬，一片焦土。與此相比，唐太宗同是“權傾天下”，但善聽賢臣，廣納雅言，魏臣直言，太宗善聽，才成就盛世王朝。此中真言，千古皆如是。新時代信息化技術化延伸了我們的耳朵，接受的信息與過去當然不可等量而語，因為耳聽八面，辯證取舍，便成了當代用耳之道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其道可正焉。”說話，是人類主體對客觀世界發出的信息行為，區別于目與耳接受信息。話語既然是從內而外的行為，其必體現一個人的思想與氣質，所以應慎言。韓愈、陶潛、盧梭、康德等皆是慎言之士，以老子的話而言便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眾人皆言的道理便不再是真道，君子不隨眾而語，特立獨行，一字千金。沉默雖是金，但面對重大事件君子還是要脫口而出。司馬遷為李陵求情；李誓批判頹喪古俗，手書無愧，無懼人間是非；魯迅的一針見血……觀望現代，可見三鹿奶粉事件、金融危機的內部缺陷、山西行政問責風暴，皆是由君子之口牽出。確實，君子喻于義，小人喻于利，這就是君子慎言，小人多言，君子直言，小人為己而言的區別所在。

　　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口言之而成語，古今君子皆如此，看聽說皆要有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