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從何時起，妖冶怪異的女郎，艷麗浮華的色澤，以及拙劣的拼字游戲，代替了素雅潔凈的草木，占據了雜志的封面，如一個信號似的，象征了《萌芽》，這一素以“純文學的最后堡壘”為傲的文學刊物其“純粹文藝”理念的土崩瓦解。當“萌芽雜志社”自得其樂地捧著到手的利益狂喜時，作為讀者的我們卻不禁擔憂：如此鋪天蓋地的商業造勢究竟是實現了其所謂“文學與市場接軌更促其發展”，還是如一雙黑手，把文學推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？

　　《萌芽》商業化發展的淵源，恐怕應追溯至1998年首屆“新概念作文大賽”。不能否認，“新概念系列”(大賽，及其以后“保送、出書、成名”三步曲)的確開創了現代新式作文教育的先河，成為新生代文學力量滋長的基地，使青少年文藝界出現了“百花齊放，爭奇斗妍”的景象。可以說，“新概念”對于傳統應試作文的沖擊，為青年寫手們開創了一個新的“思想解放”的時代，這一點功績，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比擬的。然而，撥開表面浮華的迷霧，“新概念”卻僅僅是趙長天實現其編輯宗旨的工具。也許在這個被推入市場洪流的主編眼里，不斷攀升的發行量，遠比長遠地推進文學發展更有誘惑力。如果說大賽的舉辦是《萌芽》演奏的“商業進行曲”的序曲，那么，大賽作品的結集出版，即快速地拉開了第一樂章的序幕，而劉嘉俊，陳佳勇，韓寒，張悅然，郭敬明，李海洋等一批得益于大賽的新銳寫手們，則像一個個音符，充實了整個樂曲――或者說是樂曲創造了他們。由此《萌芽》也徹底揭下了大賽的偽裝，開始了露骨的“萌芽書系”這一大刀闊斧的舉動，從早期的《幻城》《陶城里的武士四四》，到如今泛濫著的《我打電話的地方》《地獄的第十九層》，每一部作品都借助《萌芽》本刊上“小說家族”“才子作坊”等金牌欄目以及《萌芽》增刊的強大宣傳造勢，成為各大暢銷書排行榜上的常客。無疑，《萌芽》單在商業這一條道路上，走的是相當成功的。

　　然而，與之相對的，《萌芽》刊登文章的整體質量卻有了明顯的滑坡趨勢。無休無止的悲傷，嘔心瀝血的小資，瑣碎冗雜的細節刻畫，永遠欲說還休的心事，已經讓讀者再也沒有精力與所謂的“高超的文學修養”去感悟那些裝在層層套子中央的、文章的主旨思想。的確，如今《萌芽》上的魔幻，懸疑，無厘頭，曲折詭異的愛情，很是符合現代人，尤其是當代學生的口味。但究其文學價值。卻可憐的幾為負數。很懷念早年的《萌芽》，那里有著清麗的文筆，有著感性的意境，有著深邃的思想，而并非如今《萌芽》上一味的奢華與放蕩。

　　郭敬明，《萌芽》在其商業化發展過程中締造的最為成功的例子，卻也成為《萌芽》商業化的犧牲品。熟悉《萌芽》的人都知道，后來成為所謂郭敬明代表作的《幻城》，最初僅僅是《萌芽》2002年10月號上“小說家族”中的一個短篇，因其獨樹一幟的魔幻主義色彩填補了《萌芽》多年來的一個空白，以及文中兄弟間至純至美的感情觸動了當代獨生子女的軟肋，在《萌芽》論壇上引起了轟動。不可否認，短篇《幻城》的確是近年來少有的精品，精致的文字，空靈的意境，曲折回環的情節，鮮明的人物個性，都滿足了一個優秀小說必備的要素。《萌芽》適當地抓住時機，約郭敬明續寫，擴為幾十萬字的長篇出版。一時間，洛陽紙貴，《萌芽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。但是，倉促之間的應對，其質量遠不能與靈感忽至時的精心雕琢相比，長篇《幻城》的幾處硬傷輕而易舉地為人揭開：1.過于繁雜的情節，過多的主線，讓全書給人一種“不知所云”之感。2.華美辭藻泛濫，嚴重削弱了全書本身的意義。3.不再鮮明的人物個性特征，使小說真正成了為情節而作，從而摒棄了這一文體所應共有的主題。然而，催化效應下拙劣的文字卻僅是挖開了冰山一角，商業化帶來的惡果遠不止這些。前段時間，轟動一時的“郭敬明《夢里花落知多少》剽竊案”即意味著商業化大旗下寫手人格崩潰的事實。試問，一個心靈不再純真的人又怎能寫出其原本擅長的純美的文字呢？結果注定是悲劇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《萌芽》選擇了商業化發展，實際上是選擇了一把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雙刃劍，它一方面幫助《萌芽》走出了前幾年的經濟困境，另一方面，也使得《萌芽》逐漸背離了其創刊宗旨。《萌芽》商業化的悲哀其實也是整個文學的悲哀。選擇商業化，應使其有助于文學發展，而不是將它滲入文學，甚至掩蓋文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