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原曾在《漁夫》中寫道：“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”這與、儒家思想中的“達(dá)則兼濟(jì)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”乃是大同小異。這點被許多學(xué)者奉為為人處世的法則，然而這真的是對的么？　　達(dá)則兼濟(jì)天下，一展心中凌云壯志固然無錯，然而窮時又怎能偏安一隅，獨善其身？如改朝換代之時無數(shù)平日里微言大義的官員不見了蹤影，反而是那些草莽建不世之奇功。雖只是為了一己之私，但客觀上也使得百姓、戰(zhàn)亂，得以安身立命。而無數(shù)所謂仁人志士信奉獨善其身，置國家危亡與萬民困苦于不顧，茍全性命于亂世。而到了天下太平之時，則又重歸朝堂，再言忠義。如錢謙益，明末烽火四起，清軍兵臨城下之際暫不談上陣殺敵，其妻柳如是勸其一同投河殉國，他卻以一句“水太冷”為由獨善其身。明亡后又任清朝高官，好不自在。而中華幾千年歷史上又有多少像他這樣于危亡之際獨善其身的人，使無數(shù)忠義之士與無辜民眾白白死于戰(zhàn)火之中。　　所幸的是，泱泱中華民族也有著許多受任于敗軍之際，奉命于危難之間的義士放棄了所謂獨善其身，以堂堂七尺血肉之軀捍衛(wèi)著國家與民族的尊嚴(yán)。如于詮，在晉軍大軍壓境之際只憑百騎縱馬揚(yáng)鞭而出，并大呼：“人生在世，得死于戰(zhàn)場，幸耳！”如夏完淳，未及弱冠便組織兵馬抗擊清軍，被俘之后痛罵降將洪承疇，在刑場留下一首流傳千古的《別云間》后英勇就義。如譚嗣同，甘愿作為變法流血的第一人，只為能復(fù)興我中華民族。如顧炎武，心系天下，發(fā)出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(zé)”的呼聲。如林則徐，在個人安危與國家興衰之間選擇了“茍利國家生死以，豈因福禍避趨之。”更有千千萬萬的無名英雄，縱然身處困境，也毅然以保家衛(wèi)國為己任！他們這種精神又豈是獨善其身可與之比量？于是這種精神得以在五千年的歷史中不斷沉淀，最終成了中華民族的脊梁。　　興衰隨云去，聚散又匆匆。當(dāng)我們煮一壺濁酒，笑談多少古今事時，也許只會記得那些名留青史的忠肝義膽之士，至于那些選擇獨善其身的人，恐怕早已隨時光的流逝，散落在塵埃之中了吧。